亦忱专访和讯网友张鸿志实录（2）

——我是大笨猪：和讯网站最富传奇色彩的博主（续）

        由大笨猪口述，亦忱记录的早年传奇经历

我张鸿志虽然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，但是，在人生的各个阶段，却与许多能够改变人生际遇的机遇擦肩而过。现在回过头看，我感到命运女神待我并不薄。

1930年2月1日，我出生在伪满州国珠河县一个修路工家庭。是家中的独子。我的父亲名叫张功久，年轻时一直受穷，是年轻时从山东昌邑县张家庄村闯关东加入修路工队伍的，那年，他才16岁，是家里闹水灾才离井背乡的。他是到40岁之后才获得讨媳妇的经济条件。我妈叫傅桂云，比我爸小24岁。我的外公叫啥名字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我舅舅的名字叫傅宝增，只知道我的外公在老家山东新泰县闹义和团时，是该县的大师兄，属于坛主之类的角色。

在珠河县，我一直呆到18岁，此前，我读书读到伪满州国的国民高等学校4年级毕业，相当与现在普通高中毕业。按照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附庸，毕业于伪满的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，必须到日本上2年预科后，才有资格报考日本的大学。

当我1945年秋天毕业时，日本已经战败投降，我们这些毕业生，事实上处于无业可就的状态，后来，在家呆了两年多。其间，我妈在1946年8月，自作主张将1942年下聘的媳妇、大我两岁的张淑卿，娶进了家门，但不足一月，她就去了黑龙江省兴山投考了东北野战军中国医科大学，不过，她刚念完预科，沈阳就解放了，因为缺干部，她就进了沈阳市沈河区税务分局当了人事科科长，那时，该局的局长叫兰汉甫。而我到了1948年6月，就进了东北军政大学，加入骑兵专业学习，成了一名正式的解放军骑兵。

1949年2月，解放军挥师入关，第一野战军请求四野支援有文化的干部来一野工作，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的学生。于是，我就和四野80个军人，且都是骑兵，被分散编入一野的战斗序列。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10师直属骑兵营，当营部的书记员，专门管理营部的文书业务，职务为正排级。

1949年9月初，兰州战役结束后，我以排长之职，带一个剿匪小分队深入到河西走廊两侧剿匪，一直深入到酒泉地区快到玉门关时，才完成剿匪任务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，我正带队在沙漠中，从随队带的电台里，由译电员告诉我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当时，我们骑兵分队把所有带在身边当药喝的酒，全拿出来喝掉了。那种高兴的劲头，那种难忘的喜悦，哪怕现在时间过去了快59年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历历在目。

事实上，我人生最辉煌的岁月，也就是解放前后那三个月率队在河西走廊剿匪的那段短暂的时光，那真可以叫横刀跃马，沙场驰骋，意气飞扬。

剿匪结束后，我们回到师部的驻地甘肃岷县。就地整训，休整待命。1949年12月，我经师政治部一纸调令，调入师部直属炮兵营，该营共四个连，每连4门山炮，共有16门山炮。我在炮兵营依然是干老本行，做营部的书记员。据传，我离开骑兵营后，我所在的这个骑兵营大部分战友在进军西藏的途中，都牺牲在一个沼泽地里。后来，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，我没有遇见过一位骑兵营的战友，由此看来，这一传言十有八九是真的。

在师部炮兵营里，我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。此人是年长我10岁左右的炮兵营教导员史桥。史桥是个资历很深的老革命，据说，于1930年代末在陕北公学读书时，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他进入地方工作，于文革期间在陕西咸阳市市长任上，被迫害致死。

记得我在炮兵营工作不到两个月，史桥有一天把我喊到营部，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，要我把炮兵营在上年的工作写个总结，说是军部宣传部正等着这个总结。他见我初来咋到，不知营里的情况，还耐心地给我拟定了总结提纲，并强调了总结要突出的内容在哪里。于是，我按他的要求很快就写出了全营的年度总结，他略微修改后，即以营党委的名义上报给了军宣传部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军报在四开的报纸上居然全文刊登了这篇总结，一野的军报也摘要作了转载。过了大约两个月后，军宣传部副部长孙时光亲自来到营部，调查这个总结是出于谁的手笔。史桥就一口肯定，这个总结是张鸿志写的，很谦虚地把他给我拟定提纲的事情给忽略没说。于是，孙副部长直接找我谈话，询问了总结撰写的经过，我都实事求是把史桥拟定提纲的事情照实说了，孙副部长在听我汇报时，频频点头，我感觉他很满意我的汇报。

一个星期后，令我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军政治部一纸调令来到炮兵营，把我直接调到了军宣传部。并同时把我的职务由排长升为副连级，担任的职务为军宣传部政治理论见习干事。当时，军宣传部只有两个大头兵，另一个是政治见习干事袁荫华。袁是党员，而我却是非党员。我在军宣传部报到不及1个月，就接到新的调令，从军宣传部去军区所在地兰州参加政治理论培训班学习一年，专业学习马列专著和延安版的毛泽东著作。当时，我是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学员中级别最低的人，是唯一没有资格和学员们一起吃中灶的副连级干部，最初是和学校里的炊事员们在一起吃大灶。后来，是我们的班主任（名字忘记了，只记得姓方，他老婆叫莫耶）看我一个在外面吃大灶，才破格让我和同班同学一起吃中灶。使我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尊重，为此，我对他们夫妇一直充满感激之情，同时，对革命队伍中等级观念有了最初的反感。

但是，1952年8月，我在军区的学习尚未结业，就接到军部的通知，必须尽快回到临洮军部报到，说是有新的任务。于是，我赶紧收拾行装，上了军区为我回军部而专门调派的一辆吉普车。结果，我回到军部才得知，我所在的这个第四军，已经被军委撤销番号，所属三个师，分别划归空军、公安军和作为青海、宁夏及陕西三个省的地方部队而各奔东西。

而我则随军部，跟着炮兵团、工兵营、汽车营和通信营及医院与文工团一部，上了闷罐车，走走停停三昼夜，开到上海江湾，下车安顿之后，才得知我们将在上海组建一所高射炮兵学校。

于是，我开始成了一个上海人。

【未完，待续】

（2008-7-7）